近来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规定引发争议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、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表示，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有必要的，但延伸管理问题可以讨论。
从道理上讲，著作权集体管理确有其必要性，就像分散的消费者需要一个消费者协会来帮助维权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：某报转载了某作者的一篇文章，转载费可能只有几十元，却一时联系不到作者，在此情况下，报社将稿费转交给文著协，由文著协转交给作者，显然是简便可行的办法。正如阎副局长所说，把权利人难以行使的一些“小权利”集中起来交给集体管理组织帮助其管理，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。
基于此，这些年来，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（文著协）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（音著协）、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（音集协）、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（影著协）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相继成立，并发挥了有目共睹的作用，比如文著协代表著作权人与谷歌谈判，带领作家向百度文库“宣战”等。
但著作权集体管理为何引发“被代表”的质疑？主要是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规定了 “延伸管理”的内容，即对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，可以许可其代表非会员开展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。比如有5000个音乐人与音著协签约，让其代理著作权，那么其他音乐人的著作权也就由音著协代理。这种 “延伸管理”有其良好初衷，扩大了著作权代理保护的覆盖面，但问题在于，有些著作权人并不乐意被代理。
说到底，这还是信任度和公信力问题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的社会团体，其角色定位和立身之本应是为著作权人服务，其公信力取决于服务质量。毋庸讳言，眼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不少，举个例子：音著协代表著作权人收取卡拉OK版权费，首次待分配的版权费总额1.2亿元，扣除税金后，首先由“中文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”提取960万元，剩余部分的50%为歌曲版权人所得，另外的50%为运营成本、宣传成本等。这样，名义上为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卡拉OK版权收费，著作权人所得还不到全部收费的一半。
既然是非营利社会团体，那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至少应做到以下两点：一是信息公开透明，你向作品使用者收取了多少版权费，你自己提取了多少管理费，都用在哪里，这些信息应向著作权人公开并解释清楚；二是切实帮助著作权人维护权益，积极向作品使用者索取版权费，并将收益主动转交给著作权人。而眼下的情况是，有些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既不主动收取版权费，也不主动转交给著作权人，在信息公开方面更令人失望。
所以，改进服务才能体现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必要性，并为其赢得公信和声誉，使其真正变成著作权人的“娘家人”。 |
